李方琴睁开眼的时候，时间已经是凌晨四点。提前定好的闹钟先后响起，柔和的音乐在半夜显得很刺耳。年近50的李方琴和丈夫从床上先后爬起来，廉租房里破旧的床板咯咯吱吱一直响。匮乏的休息时间和反常的生物钟，让二人精神有些低迷。

  窗外天色一片黑黄，北京市区的灯光照向漆黑的夜空，就会反射出这种像是掺了机油的黄土的颜色，看上去让人有种难以呼吸的窒息感。这种窒息感的来源不单单是天色如土，更是因为李方琴的老家远在河北邯郸，和现居的高丽营相距甚远，再加上她已经好几天没找到工作，她越发体会到脚下无根的漂浮感，让她头晕目眩。

  作为一个北漂的女性农民工，2020年年中，李方琴和丈夫在顺义区高丽营租了房子，夫妻二人每天早上三四点就要起床，准时前往“劳务市场”找一份日结的零工。

  这样的作息，李方琴已经持续了近一年。早起，就是北京农民工市场给他们上的第一课。

  黎明前夕，北京市区还沉浸在睡梦里，三里屯酒吧的生意已结束，烂醉男女带着酒味、烟味以及厕所里的呕吐物味道散场。而李方琴、她的丈夫，以及其他数千个农民工，将在黎明前夕占据顺沙路与高白路相交的十字路口，让高丽营街头变成凌晨四点北京最繁华的地段。

  高丽营镇位于顺义区，地处北京市东北角，因唐代迁徙而来的高丽人聚集于此而得名，也有一说其名称源于唐代此处是高丽使臣的驿站。在现代，高丽营和六里桥，成了北京最大的两个民工市场，但相比较处于三环的六里桥，远在六环外的高丽营更能体现出真实的民工生活。

  没人知道高丽营镇何时成了民工市场。这里由农民工自发形成，没有负责人，现场也没有管理员。在2017年之前，高丽营对这一个市场的官方称呼是“非法劳务市场”。

  当时这里有大量没有相关施工证件、不签劳动合同的临时工包工头。蹲在路边等活的民工和工头之间缔结口头劳动协议，拖欠工资、工伤无保障的情况十分常见。双方商定好日工资后，工头开着超载的面包车或者三轮车把工人们拉到工地，从此开始一天的操劳。工作8个小时，甚至9个、10个小时后，工头再开上超载的黑车把工人们送回高丽营。

  与之配套的皮肉生意也必不可少。下午五点左右的高丽营，一些特殊服务人员就会出来拉客。这些性工作者有些会对民工抛媚眼吹口哨，还有一些直接问“大哥要不要打炮”。易的流程就和几百米外的高丽营集市一样，自我推销、讨价还价样样都有。

  民工们每天凌晨四点不到就在街头成批出现，顶着红灯横穿马路，被扰清梦的高丽营居民想尽办法给市长提意见。于是有关部门下了大力气整治，每天早上五点开始，高丽营镇主管领导带着执法组亲临现场疏散人员，高丽营满大街都是身穿蓝衬衫的执法人员，路边泊着一长溜警车。但农民工总归还是要赚钱吃饭，“好光景“只持续了几天，上述现象便又出现，并且持续至今。

  最终上边也无计可施，只能找了几个中年保安穿着制服巡视。马路上闯红灯的小摩的和农民工，保安也管不住，他们只能尽量保证现场秩序，不出现见血的大问题。

  而李方琴，正是这个民工市场的一员。在凌晨四点左右早起已经成了她的日常，风雨无阻。在这个劳务市场，李方琴这样的女性农民工极多，数量稍少于男性农民工。

  李方琴洗漱的速度很快，她刷刷牙，抹了一把脸。她很少打理头发，为了方便工作，她的头发剪得很短，软塌塌地趴在头顶，像是柳条一样垂下来。染过的玫红头发慢慢的开始褪色，发梢颜色发黄。黑眼圈隐在深色的皮肤里，不仔细看根本看不出来。

  这个作息时间是高丽营农民工市场的潜规则。通常工地开工的时间是清晨六点之后，在凌晨四点与六点之间的两个小时，包工头要完成寻找工人、谈定薪资、将工人带到目的地的任务。来找活干的农民工起得越早，包工头就越多，竞争对手就越少，他们就越容易找到一份工作。

  为了赶时间，李方琴夫妇很少在家里做早饭。他们把每天的时间掰成了两半：干体力活的时间和睡觉的时间。其余吃喝拉撒的时间，恨不得掐着表计算。李方琴习惯洗漱完直接出门，在早点摊买上一张两块钱的饼，一口咬下去，瓷实的面饼让她觉得比较值。

  她从来不买豆浆。高丽营的豆浆稀得像水，勉强能闻到一点豆子的味道，喝在嘴里，更是甜的齁腻发苦，像是撒了大量糖精。李方琴上一次吃糖精，还是在2000年左右，那时候家里买不起砂糖，全家就靠这种廉价的有致癌性的甜味剂，营造生活中少有的一丝甜蜜。

  今天是5月8日，李方琴从家里出来后，十字路口附近已经塞满了人。人群分成四波，其中三波聚集在公交站附近，这些农民工往往是已经有工作的人，他们在等待第一波班车发车，把他们带到几公里外的工地上。还有一波人，则聚集在银樽KTV的门口，密密麻麻，人群沿着马路边蔓延了几十米，形成了一堵密不透风的人墙。

  李方琴的丈夫比她要幸运一点，由于男性天生的体力优势，丈夫找到工作的几率比她高了不少。今天一大早出门的时候，丈夫就已经按照和包工头的约定，到达指定的地点等待包工头接他。

  没有包工头“预定”的李方琴则在街头乱转，寻找工作机会。因为平时的工资是微信转账，所以包工头加了李方琴的好友，如果有需要，就会给李方琴打电话或者发微信。李方琴时不时瞟一眼电子设备屏幕，生怕错过某个包工头的电话和信息。

  昨天北京刮了一场沙尘暴，今天天色湛蓝，但风力依然很大，地上的砂砾碎石被卷了起来，狠狠抽到民工们的脸上。在大风中转了一个多小时后，李方琴走累了，找了一个背风角落坐了下来，面朝东方，看着太阳缓缓升起。

  如果今天找不到工作，那她在早上8点钟之后，将会回到自己的出租屋里。通常8点钟之后是没有包工头要人的，因为白天的剩余时间已经低于包工头定下的工时。这种情况下，回到出租屋的李方琴会把夫妻二人的衣服洗掉，把家里打扫一遍，然后玩玩手机，看看短视频，到了中午随便做点饭吃，土豆蛋子大白菜丢锅里。一天便是如此。

  在李方琴前方几米外，十字路口的马路边，三个戴着头巾的女民工在聊天。李方琴很羡慕她们，“站着的比坐着的要好”。站在路边的女民工，通常都是找到工作的。果然，没多久，一辆小三轮突突突开了过来，几个女民工有说有笑，爬到了小三轮的后边挤着坐好。三轮车又突突突离开。

  李方琴在高丽营待了近一年后，逐渐明白了“光起得早还不够，人脉才是最重要的”。在农民工扎堆的高丽营，体力是干活的资本，而人脉，则是把自己的体力兜售出去的不可或缺的通道。

  旁边一位同样来自河北的大哥深有体会：“有人脉的民工，从床上爬起来，接上一通电话就有活干了。在这没熟人，就天天守着出租屋浪费钱。一天下来加上房租四五十块，你说是不是。”他指了指不远处的几百个没找到工作的农民工，又指了指自己，“这都是浪费钱的（那种人）。”

  而李方琴作为女性，在靠体力吃饭的民工市场天生处于弱势，再加上她有些孤僻的性格，在北京没有交到任何朋友，唯一认识的人只有自己的丈夫，找一份工作十分艰难。所以李方琴对工作来者不拒，无论是一天150元左右的绿化环卫，还是一天200元出头的搬砖抹灰，她都干。即便如此，她平时也是干两天休三天，有没有工作全看老天爷赏不赏饭吃。

  在高丽营民工市场，基本没人注重合同、也没人看重施工证件，民工们只在乎给不给钱，给多少钱。

  在高丽营民工市场，很多活都是层层外包下来。最开始的那个老板发布的是正规正经活，然后第一个机构接到生意，把钱扒一层，有的还会再外包给下一个机构，以此类推。期间可能还会出现某机构外包了一个包工头，这个包工头可能没任何相关从业资质，他就是一个去市场找工人的临时工。这样一来，他招来的民工就变成了没有民工身份的民工，得不到任何保障。

  这种乱象在全国三亿民工群体中广泛存在，可能只有把全国农民工企业规范化，才能从根源上解决高丽营民工市场的问题。但就当前而言，显然还有非常长的路要走。

  李方琴也是一个“没有民工身份的农民工”。她作为民工市场的参与者，亲身参与了这个庞大市场的运作，在她看来，目前高丽营民工市场最大的问题，就是“拖欠工资”。

  2020年年初，来势汹汹的疫情终止了全国近3亿农民工的进城计划。4月底，疫情的高峰期刚刚过去，就有260万农民工涌入北京，之后又陆陆续续出现了几波农民工来京小高峰，在京农民工人数向着400万逐步增长。李方琴也正是在这样一个时间段和老公一起来到了北京。

  此前，李方琴的工作是饭店的服务员，工作稳定，收入尚可，但回家的时间很少。每逢节假日，饭店也将迎来工作的高峰，自然不会让员工离开。

  李方琴的问题就在于，丈夫在外地打工，孩子在外省读书，双方父母虽身体硬朗，甚至还在村子里种了十亩地，可他们毕竟已经是70多岁的老人，即便平时吃穿住行可以自顾，但遇到什么核心问题，身边没人看着，说挺不过去就挺不过去了。

  为了能得到充足的时间照看家庭，李方琴从饭店离开，变成了一个完全靠力气吃饭的女性农民工。虽然有点累，但是时间很自由。在高丽营，没有合同限制的工作都是日结的，第二天是去是留全看自己，就像是三和大神一样。唯一不同点在于，三和大神是自愿找日结工作的，而只有一把子力气的李方琴受限于年龄，只能“趴活儿”找日结的零工，她没得选。

  过度的自由，必然会导致强者对弱者的剥削。在这个自由的民工市场，掌握金钱的工头享有制定规则的权力。

  “我们现在都是微信收钱，”李方琴举了个例子，“一天干完活，民工直接回家，老板把钱打到你微信上。”当然，有时候也能遇到一些不会用微信的民工，这些民工还用着按键老人机，他们就让自己孩子把微信收款二维码打印下来，粘到手机的后壳上，结算工资的时候，钱直接打到了孩子的微信账户里，收款信息里的每一个字，都充满了爱的重量。

  “有时候，我们回了家，还等着收钱，工头就说，现在没钱了，两三天后补给你们。”自由的民工市场里，脆弱的信任关系在这一瞬间断裂，“然后两天拖成二十天，再拖成两个月。”

  李方琴夫妇等了两个月，还是没等到工头把工资还给他们。这是夫妻二人摸黑起早，跑到郊区把房子一砖一瓦垒起来、装修好换得的血汗钱。有的工人住的离施工处比较近，凡是有时间都要过去找包工头讨债。李方琴夫妇住的比较远，平时还要找工作，即使这样，他们还是去了八次。第八次的时候，工头实在是没法拖了，再加上上边文件盯得紧，这才把钱结算给李方琴。

  麻绳专挑细处断,厄运专找苦命人。他说，就在前不久，有一个女民工在高丽营附近的工地上搬砖。期间垒放的砖头坍塌，砸到了那个女民工的手指，当场把指头砸成了肉泥，骨头茬子都露了出来，血流如注。

  “更操蛋的是工头听到了消息跑了，周围连个能管事的人都没有，有人把那个女民工送到了医院，当时人们找了一天，直到傍晚时分才找到一个负责人，把这个女民工的医药费给垫上了。”

  只是这件事的真实性存疑，至少李方琴没听说过，不过工伤确实是一个问题。她很清楚，一根指头的消失，对于施工方来说不过是几万块钱。但对于民工来说，很可能就从另一方面代表着从此与体力活无缘。工地上工伤这种事若发生，就要陷入和包工头无休无止的扯皮之中，有时候包工头也很难做，他们也是给别人打工的，说不定他们也找不到自己的领导。

  “在北京期间，我没什么特别难过的事。”李方琴认真回忆了一番，如此说道。

  “我家里有三个孩子，一个女儿和两个儿子，孩子在江苏上大学。”提起孩子，李方琴的话就多了起来。从一个穷山沟沟，养出一家子大学生，她很自豪，说话间声调都不自觉带了一丝笑意。只要念书，小孩就不用再过她和老伴这种苦日子了。

  去年夏天的时候，孩子们来到了北京探望父母。李方琴和孩子们一块出了门，想去一趟北海公园，可惜的是北海公园疫情期间开始实行网上预约，关闭了现场售票的渠道。一家人去逛了一圈，铁红色的城墙像是民工们被太阳晒红的皮肤，伫立在北京的中心地带。这一天李方琴很开心，这是她的北京生活中少有的一抹亮色。

  在北京，她见识过更惨的民工。在夏天晚上，高丽营的街头角落里会出现躺着睡觉的民工，这些民工为了节约每月700-1300元左右的房租，选择露宿街头，直到北京降温，这才被严寒逼着租一间最便宜的房子。

  前几年有一个热词。叫做“啃老”，现在已经没人再提。因为绝大部分社会成员都要通过家长才能凑出首付。传统意义上的农村家庭，默认男性负责家庭收入，女性主要负责家庭内部的事务和辅助劳作，但现状是，即便农村男性把工作安排的满满当当，其配偶依然要在解决家庭内部事务之余，参与到主力劳作之中。这样才可以解决后代住房，甚至是婚姻问题。

  家庭成员责任的变化，不能简单概述为性别问题。单单从李方琴来北京打工的动因来看，这是一个囊括了养老、房价、子女婚育等诸多因素影响下的社会问题。根据往年国家统计局发布的《农民工检测报告》来看，女性农民工占全部农民工的比例，从2015年的33.6%，已经涨到了34.8%。

  我国大部分家庭年收入水平远低于人均年收入，甚至不及国民年收入中位线，而这类低收入家庭中的女性，她们要承受传统家庭结构中女性主内的责任之余，也要在环境的裹挟下，开始承受男性的责任。承担双重家庭责任的“李方琴们”在极短的时间内必然越来越多。如果没有大举措，此现象无解。

  在北京，假设李方琴和丈夫运气极好，每天都能出工赚到钱，那一个月下来，二人大概能赚一万出头，减去吃饭和房屋水电，剩个八九千不是什么难事。她和丈夫都是50岁左右，身体还能扛几年，努努力，能给孩子们把三四线城市的首付凑出来。

  每年在老家自己交养老保险是民工们的共识，李方琴和丈夫也是如此。每年交的钱也不算太多，老两口几百块钱，等退休年龄到了，退休金足以让他们在村子里安然生活，只要不生大病，这辈子也算得到善终。

  河北的一些农民工，喜欢把特指重体力活的打工称为“受苦”。比如说张三的老父亲因为搬砖而消瘦黝黑，亲戚们就会对张三说：“你要考个好学校，可别让你爸爸‘受’了。”

  “受苦”在这里是一个中性词，没有夹杂任何情绪，这个词在某些地方已能指代农民工干体力活这一行为。但正因为这样，才让人沉思，三亿农民工苦累一辈子，他们到底得到了什么？持续不断的增加的女性农民工数量，又意味着什么？

  5月8日，天气晴朗。从凌晨四点开始，苦等了三个小时的李方琴，终于等到了心心念念的一则信息。手机那端，包工头问她要不要来。李方琴从坐着的小台阶上站起来，连忙拍拍上的土，汇入到民工市场散场时的人群中，寻找包工头的位置。

  今天，她将以一个女民工的身份，在工地干一天重体力活。因为她的力气弱于男性，即便工时相同，她的工资也会比男民工们低10块。直到晚上八点之后，她才能回到家中，和老公一起拖着疲惫的身躯做一顿便饭，然后泡泡脚缓解困乏，并在十点前强迫自己坠入梦乡。

  在梦中，李方琴也许会梦到自己无忧无虑的童年，也许会梦到老家的柴米油盐，也许会梦到自己在北京找到了一份好活。